连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去年的地域歧视言论，让媒体足足热闹了半年，名气之大，如果大学里有“中国歧视学”，可能多数论文都不得不引用到她的高论。所谓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愚蠢每天都是旧的，这几天，北京又出现了地域歧视论者，据《新京报》1月19日报道，“在本月上旬举行的朝阳区人代会上，朝阳区人大代表耿素玲提交了一份《关于向在北京居住两年以下的外地人员征收商品房税的建议》。她建议的主旨是：外地人员在北京购买商品房应该缴纳北京地方税。”
虽然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地域歧视，但是“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土上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似乎已属于不必争论的常识了，所以从张惟英到耿素玲，舆论几乎是清一色的谴责，有人说这两位如果上上网，看看新闻论坛里的嘲讽她们的评论，可能会活活气死。
就算不上网，在中国的各类大小报刊中，地域歧视言论也绝没有市场了，此类看法就跟支持奴隶制一样，显得又陈旧又荒唐。但是张惟英是大学教授，北京市政协委员，以精英的面目出现；而耿素玲是朝阳区人大代表，显得大众一些，相对草根；这两人背景不同，没有交集，却发出了相同的声音。这说明“地域歧视”观念在一些代表与委员当中还是强势思维方式，她们的观念与时代格格不入，与大众的期待相反，看起来她们可能早就关闭了接受新知识的脑部功能了，内心有水泼不进的小宇宙，自成体系。
这种习性，作为普遍人，可能只能危害自己，可是她们都是代表与委员，要具备反映民意的能力，提出的议案要利于社会融合，消解由于人为制造的差异在人心里埋下的仇恨。但是她们抛出的震撼弹却在撕裂社会，挑动对立与愤怒，与主流民意格格不入，我想，她们可能丧失了作为“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的应该具有的参政议政能力，可以考虑把这些位置让给善于倾听民众声音的人。
耿素玲说：“北京本来就不是谁想来就来的，你说美国的哈佛大学，谁想进就进吗？我们现在说平等，说以人为本，但来北京定居是需要门槛的，不然谁都可以来了。”这段逻辑混乱的话我听不太懂，但是就算北京是哈佛大学这个类比成立，北京既然不是谁想来就可以来的，那么，北京也不是谁想留就可以留的，不妨举行全国统一的“北京人资格”考试，通过的人就当北京人，如果耿素玲考试不及格，就搬出北京吧。
而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可能相当于哈佛大学的教授了，要保住教职，更得测一测有没有基本的素养，文盲、法盲、科盲、用脑时又显得相对吃力的人，当然必须解聘，贻笑大方是小事，误国误民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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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举办“北京人资格考试”
January 20, 2006族称：区隔与自我意识
January 15, 2006一、族称来源
民族的族称，按其含义来源，大抵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图腾：如朝鲜（“熊”，参王小甫说）、女真（“海东青”）、僧伽罗（“狮子”）、印加（“太阳子孙”）、罗罗（部分彝族的自称，“虎”）
（2）地形方位：如德昂（“岩洞人”）、阿拉伯（“沙漠居民”）、维金（海湾人）、乌克兰（“边境居民”）、英格兰（“角落”）、爱尔兰（“西边，后面”）、丹麦（“沙滩居民”）、勃艮第（“居住在设防地点的居民”）、迦南（“平原居民”）
（3）物产或职业：如契丹（“镔铁”）、鲜卑（“带钩”）、仡佬族（“竹”）、爪哇（“谷物”）、腓尼基（“造船者”）、波斯（“骑士”）、拉脱维亚（“铠甲、金属服装”）
（4）生活状态：维吾尔族（“团结”）、哈萨克（“自由人”）、苏格兰（“徘徊者，漂泊者”）、缅人（“强者”）、吉尔吉斯（“草原上的游牧民”）、库尔德（“勇士”）、乌兹别克（“独立”）
（5）祖先或头领：基诺族（“舅舅的后代”）、奥斯曼土耳其、犹太人十二支系也均以祖先命名
（6）王朝：汉族、印度（自称Bharat，出自婆罗多王室）
（7）身体特征：不列颠（“身画油彩的人”）、亚马逊（“一只乳房”）
（8）数字：这一类往往是几个部落合并而成，例如匈牙利（“十箭”、“十个部落”）、13世纪时蒙古有乃蛮部（“八”）、朵尔边部（“四”）
试图将人类民族的族称归纳为简单的几种起源，或许是我永远无法胜任的一个野心。但就目前所知而言，我相信大多数族称的来源都可以作如此简洁归纳。
其中第2种以地理地形来命名的可能是最常见的，有时彼此相距极为遥远、毫无瓜葛的民族，其族称的含义却几乎雷同，例如波兰人和西藏的门巴族，其族称都是“平原居民”的意思；而“山里人”命名的民族更多：大和（Yamato）、鄂伦春、鄂温克、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该族自称Shqipe，即“鹰”，符合第1类）等都是此意；畲族自称“山哈”或“山达”，也是“山里客人”的意思；欧洲罗马时代的翁布里亚人和现代的爱沙尼亚人，则都是“水边居民”的意思。
在蒙古成吉思汗时代，也经常以此来划分蒙古部落。例如当时蒙古人一般分为两大部分：尼仑蒙古（“草原蒙古人”）、斡亦剌惕/瓦剌（“林中百姓”）；而台湾的原住民，也曾被分为高山族、平埔族两支（当然这也是汉人移殖时代的分法）。
第4类中也有不少民族取相似的含义，例如哈萨克、泰人、以及非洲柏柏尔人的自称“阿马塞”，都有“自由”的意思。
第7类实际上很多时候并非出自自称，而更多出自他族的命名，例如摩尔人/马来人/美拉尼西亚人，彼此相距遥远，毫无关联，但其族名都源自希腊语的同一词根：maley，即黑色的、黑皮肤的。而亚马逊、古希腊人记载的中亚部落arimaspu（独目人）也都是出自希腊语。
当然，以上类别中或许还可以加入一类：以地理来命名的，例如“美利坚民族”，但这类称呼严格来说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而不如说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而且以称呼通常也非常后起，其含义中可以实际上可以包含多个并无血缘联系的民族。这类族称的含义不是原发的，而只代表附着在一个地理单元上的人，而以此地理单元的地理名称来称呼而已。这并非族称的含义，而不如说是地名语源学。
二、自称和他称
很多民族的为人所熟悉的族称往往并不是他们的自称，而是外人加给他们的称呼，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
——吉卜赛人(Gypsy)意思是“埃及人”，因为他们当初被欧洲人误认为是埃及人，而他们自称为Rom，即“人”。吉卜赛人之被误称，与印第安人相似。
——芬兰人（“游牧者”）也是外族所加的名称，他们自称是“Suomi”（“沼泽居民”）；该国北极的一支民族拉普人，族称按芬兰语的意思是“边境居民”（与乌克兰一样），但他们的自称则与芬兰人相似：Sami，也是沼泽/冻土居民的意思。
——匈牙利人，突厥语“十个部落”、“十箭”之意；但他们自称为马札尔，意思是“当地人”。
——爱斯基摩人，印第安语“吃生肉者”，而他们自称“因纽特”，即“人”的意思。
非洲南部的布须曼人的这一族称也同样是350年外来的欧洲人加给他们的称呼，即“灌木丛区的人”，而其近邻的亲族科伊科伊人，则称他们为“桑人”，意指“外来者”或“流浪者”，而他们自称为Ju/’hoansi，意为“真正的人”
此外，如威尔士、雅库特这两个民族的族称均有“陌生人、外国人”之意，这明显不是一种自称，而是周围居民所加予的名称；巴勒斯坦所得名的腓力斯人也是外来者、移民的意思。
汉族的族称也有多种，但实际上所谓“汉人”、“唐人”、“Chinese”（如果我们承认这源自“秦”）、“Khitai”（俄语称中国人，即“契丹人”），实际上都出自几个历史上的王朝而已，自称为“汉人”者，并非发源于汉水流域。我们之所以以这些自称，或被人如此称呼，无非因为这些王朝时，我们对外联系比较密切，在对外作自我区别的时候，才以此称呼。而“中国人”一词，原初也没有特别含义，不过是指居住在中原地带的人罢了。
有的族称起源极为久远，对其族称的含义解释往往有多种，如“蒙古”，通常至少有五种：（1）因起源地有山水名“蒙”；（2）银；（3）永恒；（4）“我们的火”；（5）拉施特《史集》解释为“孱弱”、“淳朴”。余大均赞成第5说，而认为第2/3说（日本学者持此两说）均与蒙古语原语mongghol不符。但无论哪一说，其命名原则均在上面所总结的几类范围之内，而将族名以“孱弱淳朴”自称的，倒是极少见的。
三、族称“人”
一个民族的族称之所以出现，往往是为了区别于他人，因此这种自我意识是相对于“他者”而存在的。正如我在上海时，当被问道：“你是哪里人？”我会自动反应是“崇明人”；到了外省，则会自称“上海人”；到了国外，则被认为“中国人”。这种自我认识的变化是随外界定义的变化而自动变化的。同样，在《三国演义》里，张飞在被问到“来将通名”时，会说“燕人张翼德”，赵云会说“常山赵子龙”；但《西游记》里唐僧离开边境，就会说“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
族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自我意识，即我如何区别于他者？我想，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族称中，以地形方位来命名的例子特多的原因所在。因为在作这类区隔时，地形方位往往是最容易被想到的。因为所谓“民族自觉性”是比较后起的事物，而且经常是在激烈对抗中才会产生，在原初的阶段，人们常常之所以区别于他人，通常是从自身所处的环境着眼。
正是由于“民族自觉性”是非常后起的新事物，所以很多族称在我们看来，毫无特定含义，例如：毛南族（“这个地方的人”）、羌族（自称“尔玛”，意思是“本地人”）、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思也是“本地人”）、赫哲族（东方，江水下游的人）自称“那贝”，即“当地人”，前面提到马札尔人的自称也是“本地人”的意思。这些族称就含义而言，并无特殊指称，只是强调自己是当地土著外，而这一说法显然是对于“外来者”对立而言。
另外有一类族称，甚至连“当地人”这一层相对意义也没有，例如因纽特人、Rom（吉卜赛人自称）、Lao（老挝族）、阿伊努等族称，其含义只是“人”；此外，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一部族Taitu，以及印第安阿尔冈昆部落的一支Illini（美国Illinois州即因该部落得名）的部族名称也都是“人”的意思。还有一类族称，则有“人民”、“部族”的意思，如捷克（“人群”）、鞑靼（“人民、部族”）、千岛群岛的库页人（kur，kurili，“人民”）、缅甸的克耶族（Kayah，“人”）、哥特人（Goth，“人们”）、Deutsche（“人民”，德意志民族拉丁各族语言称Allemagne，也是“人民”的意思），非洲的马里人（Mali，“男子汉、大丈夫”）实际也属此类。
这些族称完全不能归类到上面所说的几个类别中去。在我们看来，或许觉得奇怪，这些族称毫无特别含义，自称为“人”，这也是一种民族的族称吗？事实上，这类族称往往或者起源极为古老，或者族人是相对比较与世隔绝，因为无从与邻近异族作对比，才会产生这类族称。
四、释上古族名
中国上古有很多古族名，其义久已茫不可求，我认为，其最初含义可能都极简单质朴，其法则与上一节所述类似。
试看这一组字的汉语上古音：
民：mien
氓：meang
闽；mien
蛮：miuan或mraan
苗：mio
芒：miuang
门：muen
梵语“人”：manus
哥特语“人”：manna（英语man出自此）
这一组字的读音都很相近，这是上古汉语造字的一个规律：即同源字通常读音相似。在汉语中，民与氓是毋庸置疑的同源字，本意均是“人”，流寓之人谓之“流氓”。有理由判定，以上闽、蛮等上古族称本义当是“人”，苗族古称“三苗”，其构造当与后来满族的“三姓”及北族的“九姓乌古斯”等属于一类，而苗之本义也当是“人”。Owen Lattimore《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谈到：
“蛮”（勉）这个部落名字可以在今日中国南部的瑶族语言中找到，“勉”的意思是“人”、“人们”。盘古瑶自称为“优勉”，而叫红头瑶为“布龙勉”。这些部落的名字是具有地方性的。闽（福建）和缅（缅甸）大概与“蛮”很有些关系。不过这些南方民族的名字与草原民族的名字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因为前者的语言与中国语言有联系。我想，南方蛮族的名字很可能与中国的“民”字有关。
这一论断还有更多的支持：羌、藏族中称人为mi\ma；川西北的羌族，常自称β-mi/β-mie/β-ma，β-是词头辅音，无意义，而mi/mie/ma均是“人”的意思。古藏语最早称人也读mi（参见马长寿《氐与羌》）。羌藏族上古与汉族有很深的渊源，本属同一语系，可证明上述一组族称均应为“人”之义。
云南现在还有一支“未识别民族”，自称“芒人”，按亦可归入这一系统。缅甸的缅族（Myan）族名读音也与汉语上古音“蛮”十分相似，这些均非偶然（缅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支）。此外，西藏的门巴族，其族称的第一音节也当与此有渊源。
从上可见，“蛮”系各族大抵分布在南方一带，汉语通称南方各族为“蛮”，诚非偶然。这些民族上古都应源出一系，而闽、苗等当都是从中分出的，只是因方言不同，记述时遂被判为两族，其原始意义都应是“人”。又汉语中“民”的原始意义实包含有奴隶之意，于此也可见这一系的民族与华夏族很早就发生关系，且曾被掳掠为奴隶。“蛮”最初应该也没有贬义，“蛮横”等都是后起义项，最初这么称呼，未必是出于歧视，因为看来“蛮”字是民族的自称，而非他族贬称。
上古南方各族通称蛮，西方通称戎。请看另一组相关词汇的上古音：
戎：njiuem
人：njien（儿：njie）
芮：njiuei
随：ziuet
柔然：njiu-njian
冉駹：njiam-meong（后一音节的解释参见上段）
梵语：nr/nar；印欧语词根；ner-
周：tjiu（参苗人对汉族的称呼：diel）
众：*tjums
希腊语“人”：*demos（民众，众人）
从这一组字来看，戎的本意也当是“人”（今“戎”有军事之意，盖因上古华夏族常征伐该族，遂有“戎装”、“戎务”等词）。而古国名芮、随看来也与这一族称不无关系。上古地名，往往出自族称，且随本族迁徙而走；一如英国征服北美一角，也命名为“新英格兰”一样。柔然出自北族，冉駹则出自《史记·西南夷传》，但他们都位于西方，其第一音节似乎都与古代“戎”的通称有关。
这里还有一个辅助证明：藏族的川西北一支，称为嘉戎，在藏语中，run意为“山里人”。吐蕃王朝最早也将本部分为四个“茹”（ru），这些都应和西方一些部族的自称有关。
东方各族通称夷，这一系也包含有多支，但多分布在山东半岛和江淮之间，融入华夏族的进程可能也是最快的。这一族称可能也是“人”的意思：
越/粤：jiuat
殷：ien（婴：ieng；《一切经音义》：“女曰婴，男曰儿。”）
夷：jiei
燕：ian
奚：hyei
氐：tyei
夷与越族有关系，甚为明显。商族出自东夷，其改称殷，可能也是回归古族称的一种表现。现居日本北海道的虾夷族（ainu），其族称也是“人类”、“人”的意思，另外还含有神对人的称谓、对男子的尊称的意思。联想到北美冰原的Inuit人，族称也是“人”的意思。东夷一支，就此来看，似在中国东部沿海展开，向南北两端前进。
今新疆和田一带，还有一支自称“ejnu”的居民，其语言称为艾努语，与维吾尔族不同，但已被同化（参何俊芳《语言人类学教程》）。这一族称，与ainu非常接近，西方语言学界推论ainu是古代印欧语系的最东支，诚有可能。新疆的ejnu人，或许也是印欧人的孓遗。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突厥语各族，对“男人”的称呼，也与此类似：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图瓦语：er；东裕固语：ere。
北方各族古代有两种通称：胡、狄，前者一般认为是“匈奴”的简称，而后者为“丁零”（Dil）各族的通称。这方面的争议现在已经很少，可不置论。这里我只提出一个看法：即“胡”的原始意义亦当是“人”。试看：
华夏：hoa-hea
胡：ha（王力拟音，郑张尚芳拟为*gwaa）
吴：ha
《史记·匈奴列传》曾说，匈奴人是“夏后氏之苗裔”，这一说现在很受怀疑，原因是有证据表明，匈奴语属阿尔泰语系，与汉语截然不同。但上古史现在蒙昧不明，未可骤下断言。也有学者以胡/夏发音近似，且夏朝很少出土文物，怀疑夏朝建立者实为游牧民族。“华夏”二字，现在不少民族主义者目为无上神圣，就其本义，实极简单。华与花为同源字，孔子弟子公西华名赤，按照古人名、字互训的惯例可知，“华”也有红色之意（喜欢红色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夏之本义则是“人”。
夏/胡的族称是否互借，或根本就是同源，现在恐怕是考察不清了。不过现在北方民族中仍保留一些痕迹。“人”，蒙古语为xun，达斡尔语xuu，读上去仍与“匈”或“夏”相似。今四川康定的木雅乡，传说古为“西吴甲尔布”所据；马长寿考证，此si-xu-|即西夏的古音“si-xu”（《氐与羌》）。藏语与汉语同语系，可见“夏”之音，与“吴”相去不远。
我很怀疑，这一名称上古存在复辅音现象。上古的“昆吾”、“昆夷”（昆上古音*kuun，今仍有“兄弟”意）等，应与之一源。“人”，土族语/东乡族语均为kun，东裕固语kuun，保安族语kugn，这与古代的“浑”（土谷浑等）、Qun等族，也存在一定联系。千岛群岛一带土著的自称Kuril（“人”）及羌（Kheong）或亦出此。
古代西南还有一支部族，称为巴人，巴（pa）与僰（bak）、百濮（pha）、番（bal）的名称应是同源。汉语中父（biua）与爸（pa）也同源互训，b-与p-是可转的。今之布依族，首音节当与此有关（第2音节应与“夷”有关）。白族与僰人的关系更为明显。藏族的自称bod（“吐蕃”自Tibet而来）也应与之有关。现在藏语中对人仍称“巴”，如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族、康巴……等，其中巴字均为“人”的意思。
如果以上结论成立，则可证上古各族在孤绝的环境之中，其自称均有“人”的含义。当然对有些古族的名字，如蜀，也难以解释，但可基本推断大部分古族名。
五、外来者：神灵或鬼佬
虽然大多数“前交流时代”的族群会与临近族群发展贸易关系，但许多族群相信自己才是世上唯一的人类。……一位新几内亚高地土著回忆1930年白人光临之前的生活，“我们没有出过远门，我们只知道山的这一边。我们认为我们是世上唯一活着的人。”——Jared Diamond《第三种猩猩》
这里谈到的故事即是人类学上著名的“第一次接触”——1930年5月26日，生活在封闭的新几内亚高山地区的土著第一次遇见外来者：两个探求金矿的白人。土著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把这些白人当作普通的旅行者，相反，他们惊恐万分，认为这些皮肤白皙的人是阴间返回的鬼魂——这是生活在封闭环境的族群在面对外来者时通常有的第一反应。想象一下我们如果突然有机会亲眼初次见到外星人，大概就会理解他们当时的这种震撼。在《第一次接触》中，两位作者提到当时所有目击的土著“事实上都使用了神灵这个字眼来描述那些陌生人以及他们的突然到来”。用人类学家Marshall Sahlins话说，“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外来者只是简单的人类。”
Marshall Sahlins在《“土著”如何思考》中分析1779年库克船长被杀一案；夏威夷土著当时把突然出现在海岸的这个白人当作回归的大神罗诺，在按照当地的宗教仪式被杀后，他仍被尊崇为神灵。在该书的第4章，作者举出很多例子来印证与世隔绝的部族在第一次接触到外来者时的惊恐反应：俄国人类学家Nikolai N. Mikloucho-Maclay在1870年代在新几内亚沿岸见到当地土著时，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来自月亮的男子”，“想知道月亮上有没有女人，我在那有多少个妻子；他们向我询问星星，并试图找出我曾去过的那些星星”，土著甚至把他的名字Maclay变成了一个指代神灵的通用名词。
新几内亚的土著还相信，白人在晚上会变成骨架，白天才把皮披上——他们甚至有人夜里走很远路去“冒险”观察，就是为了目击这些陌生人变成骨架。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天真的人类学家》里，作者说到非洲闭塞的多瓦悠部落都流传说他是当地部落的巫师转世，因此夜里会把白皮肤脱下来，变成黑皮肤的本来面貌。
如Le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里说的，人类学家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出现在自己所研究的原始部落面前的第一个外来者，但这一处境当地人的理解往往是惊恐万分，因此使人类学家“不止一个人被神化”——他们经常被土著当作神，但更多是当成鬼。新西兰毛利人现在仍将白人称为“帕基哈”，但这个词也可以解释为“妖”或“鬼”。
不难联想到，我们中国人也时常习惯将外国人称为“鬼子”、“鬼佬”、“鬼妹”。这种情形说起来并不偶然，当蒙古入侵时，欧洲人习惯将他们称为“鞑靼”，除了蒙古的Tatar部落外，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批民族被认为是“穷凶极恶者”，所以把tatar和古人对地狱之名称tartare联系了起来。正如当初中国人也按谐音把俄罗斯人称为“罗刹”，这其中都暗含了对外来者畏惧、排斥的思想。
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个封闭的、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人的部落，由于无从比较，他们也就不必要将自身加以命名，因为这一命名本身是一种区隔于他者的手段。正如我们现在自称为“地球人”，而将可能存在的其他宇宙智能生物称为“外星人”，这一称法与“本地人”的族称并无本质差别。至于外星生物——坦率地说，好莱坞的电影里虽然尽量按照我们有限的想象力把他们塑造成人的形状，但他们很少看起来真的像人，而不如说让人联想到神鬼或动物。至于未来假如我们一旦真的遇见外星人，那想必也和1930年第一次遇到外来白人的新几内亚高地的原始部落相差不远。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January 8, 2006元月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姚文元病逝于2005年12月23日。姚何人？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知道的也淡忘的差不多了。我关心的问题是姚如何成为姚？姚又如何成为凶器？姚又怎样面具化的？姚的历史值得我们吸取的经验很多。
先转贴一篇姚最招骂的、名气最大的这篇文章。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及继之而来的文学艺术领域的批判运动，直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姚文元（１９３２～），浙江诸暨人。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４９年后曾在中国作协、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迹后，历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中共九、十届政治局委员。“文革”中积极参加夺权活动，１９７６年被捕，１９８１年被判有期徒刑２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
姚文元
《人民日报》编者按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下同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６日）、《论海瑞》（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１日），还发表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能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会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从１９５９年６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１９６１年，他又经过７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 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 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
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颈，“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 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１５６９年夏到１５７０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２４万亩，有的说４０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
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请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
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这是事情的本质。《海瑞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
“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
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野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 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假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尝阶级关系上符合于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
１５８７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１６４４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６０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 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
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恸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４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４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４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１５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大，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
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尝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免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１９５７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 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１９６１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原载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文汇报》）
也许这个是MSN SPACE的苦衷
January 5, 2006Running a Service in China
| Running a Service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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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Scoble recently highlighted one of the more complicated issues we face here on the Spaces team: running a service in a country like China.
As I have described in a previous post, there are two main ways we moderate content on Spaces:
This system has been what we have been using since we launched Spaces, and we have not changed our practice, nor gotten more aggressive in the way we moderate. It’s been working for us, and for the Spaces community.
We are an international service, and we work hard to comply with the local laws (for illegal content) and local cultural norms (for inappropriate content) in all the markets we operate in. So, when using our two moderating techniques, we are cognizant of what market the content is published in. There are certain rules we have that generally apply to all markets: for instance, no pornography. We just didn’t want to go there with MSN Spaces. But, there are other guidelines that are more market-specific. For instance, the “middle finger” is a very obscene gesture in some areas, and is deemed culturally inappropriate, wh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would be hard pressed to see any photo of a bunch of college kids where one of them isn’t flipping the camera the bird. No harm, no foul. We don’t want to rule out the middle finger in all markets, so we just do it in the ones where it’s beyond the pale. And, even in the markets that don’t approve of the middle finger, we give the poster a friendly warning about the image, as opposed to taking the site down immediately.
In China, there is a unique issue for our entire industry: there are certain aspects of speech in China that are reg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We’ve made a choice to run a service in China, and to do that, we need to adhere to local regulations and laws. This is not unique to MSN Space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every company has to do if they operate in China. So, if a Chinese blog on MSN Spaces is reported to us by the community, 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offensive, we have to ask ourselves: is this blog adhering to our code of Conduct? In many cases, the answer is “yes, this site is fine”. But, in some cases, the answer is “no”. And when an offense is found that actually breaks a national la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take down the site.
A very similar issue was raised in the blogosphere in regards to how Google tackles this problem: a really good discussion on Slashdot ensued, it’s worth a read if you have some time. |
